俗话说：男人怕进考场，女人怕上花轿。柳睿之先生祖孙三代体会很深。他家三代连个秀才也没考取一个。一上考场就犯糊涂。就像黄花闺女儿上花轿，浑身没了主儿，肉身子也属于别人的了。世上只有先生考学生，没听说先生也要考的。解放了，新事儿多。表哥读完一本《三字经》和半本《增广贤文》时，睿之先生接到了乡政府传下来的通知：明天上午赶到莲湖镇上的“八完小”（县第八完全小学简称）考试。新政府上台不久，施行新政，很快就把办教育放在重要地位了。第一招居然是考先生。睿之先生心存恐慌，但又无奈。他把乡通讯员递来的《通知书》捧在手上，如接到圣旨一般，摇头晃脑地念了三遍，“凡从事私塾教育的工作者，必须通过政府举办正式考核，由国家重新录用。并给予同政府工作人员相等的待遇。不参与考试者，作自动放弃资格论处。国家将取缔私塾，学生将一律纳入国家新办之学校，接受新的教育。”念罢，他仰面朝天，双手合实，对着孔子牌位，嘘吁长叹，光脑袋像摇货郎鼓一般摇动着，边摇边说，“稀奇稀奇真稀奇，狗肉也要上正席。（教私塾是读书人的末路，混口饭吃。虽然乡下人十分尊重先生，他却常常自贬自嘲把自己比做狗肉。）至圣先师，孔丘圣人啊！柳某人怕是要掉饭瓢子了哟！吾年逾不惑，四体不勤，五谷难分，拖家带口，如此次烤了个糊巴烂臭，烤成了焦锅巴，将何以为生呐！考考考！考兮考兮！之乎也者矣焉哉，私塾取缔我当腌菜哟！如此看来，破罐子破摔。去考吧！”
满堂学生停止了读书，呆呆地望着先生。汉哥幸灾祸，把头低在桌子底下叽叽笑。他巴不得私塾解散，好去抓鱼摸虾。他经常说，愿摸牛屁眼，也不愿背书。年幼无知的蒙童，不懂先生何故大发感叹。愣头愣脑望着先生。
只见先生拿来起他的那方戒尺，一反常态，举到从来没有过的高度，紧咬牙关，狠狠地往桌上一拍，“啪！”如晴天霹雳。学生们条件反射，放开喉咙，唱读起来“孔子曰，孟子曰，天地洪荒，人手足刀尺……”一屋蛤蚂乱叫起来。
“读！读！读！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也要把这钟撞得响。明天，我要参加区里的考试了。杨书庭！过来！”
杨书庭是粉房老板的小儿子，私塾里学龄最长，已经读完了《四书》的大学生。而且去年底刚做了新郎倌。今年十七岁。他必恭必敬地走到先生面前。
“先生有何吩咐？”
“你明天跟我代馆一天，我要去应考了。”
以往睿之先生也常出外游学。也就是私塾先生之间会会朋友，交流一些诗文，出个对联应和应和，谈古论今，一番小聚。先生不在时，都是由杨书庭做代馆先生。从来不停馆放学。对于教书，他从来不敢差池。家长出了学钱，就不能误人子弟。刚发蒙的学童，一季三斗谷子。汉哥是两斛。用他祖父的话说，一担谷挑到先生家里，斗大的字也没换回两箩筐。
第二天，睿之先生打扮得斯斯文文，穿著长袍，戴着瓜皮帽，小袋里背着文房四宝。腋下挟着一把湖南产的的浏阳油纸伞，真像赶考去的秀才，出了门。
先生赶考成了村里的头号新闻。考上了，就吃官饷了。村民们对睿之先生赶考，信心十足，远远超过了先生本人的自信。“我们的先生考不上，还有哪个村的先生能考上？”“有什么能考倒柳先生的？不说别的，就柳先生的一手字，也是百里挑一的。”“柳先生出的对子，连街上的田先生也对不上来哩。还特地跑到乡下来向我们柳先生请教。”“柳先生游学时，别的先生都出村半里来迎接。”“柳先生三代书香，能考得倒他吗？”全村人都给睿之先生憋足了劲。跟赛龙舟一样，坚信自己村先生赢。
满堂的学生也坚信先生不会被考垮。唯有汉哥说：“把先生考得屙黑血才好哩。”他一向认为读书比坐牢还不如。他挨过的打没法报复，老天有眼，替他来报复了。杨书庭当着代馆先生。谁也不听他的了。大家开始做游戏。把两只砚盘盖扣在一起，用水淋上端的一条缝。然后突然打开，看那水渗入的印迹。从这印迹上判断先生回来的路线。走到了哪里。这也是往日先生出外时常常做的预测。
太阳西下。将近放晚学的时候。全体学生站在学堂后边的高坡岸上，敬候着先生佳音。根据砚盘盖灌水的迹印三次预测。先生就要回来了。
先生果然出现在学生的视野里。他还是挟着那把伞。那文房四宝袋却不见了。走路的样子蔫巴巴的。表哥他们站在学堂后的高坡上候望先生时，我也夹在其间。我还不懂事，只知道跟表哥玩。小时候发生的许多事，都是成人后表哥跟我讲的。
村里有人好几个人迎上去，其中有我的父亲。父亲第一个问：“先生考得好吗？”银甫叔抢着替先生回答：“那还用问吗？我们的先生考不好，人家不烤成烧饼呐。”
睿之先生摇着头：“烧饼，烧饼，烧饼还能咬两口，充充饥。我烤成糊锅粑了。糊锅粑还以喂猪，我烤成碳了。碳还以肥田，我烤成灰了。灰飞烟灭，祖宗三代教书匠的这碗饭，灭在我手里了啊！”
十多个柳家堂叔伯兄弟和七、八个杨家的表亲表戚都围过来，愤愤不平，惊讶不已“怎么回事？”
我们这个古老的村庄叫杨柳湾。杨、柳两大姓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杨家柳家通婚结亲，繁衍生息几百年了。
柳睿之愤愤地说：“他们不考《四书》《五经》连《古门（文，当地口音）观止》、《唐诗》《宋词》也不考。也不出个上联叫你对下联。既不吟诗作赋，也不考平仄韵律，我满肚子的诗文，全派不上用场，稀狗屎一堆了。”
“那么，写字认字先生总是百里挑一的吧！难道不考字？”
“字！字！那些黑壳虫有何用哉！人家写字用钢笔，连墨都不用磨了。”
“先生的文房四宝呢？”
“扔扔，扔到河里去了！我被它坑了。”
“那考些什么？”村民们颇为惊奇了。
“一张卷子，把我的三魂六魄都考出原形了。”
“哪来的这狠的卷子？”
“语门（文）考的不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却要划分什以名词、动词、形容词，对我来说，简直就是高山滚鼓之音呐！”
“高山滚鼓？还考玩猴把戏？”
“非也非也！高山滚鼓之音，乃不懂（扑咚）不懂之谓也！”
我父亲问“不仅要考文，还要考武，滚什么鼓的？”
“兄弟呀！高山滚鼓，就是从山上把鼓一脚踢下去，那鼓在石头上乱撞，发出的声音，就是不懂（扑咚）——不懂——不懂，一千个不懂，一万个不懂。那张卷纸上的题，我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啊！”
“哦！”众乡民张大了口。我们的先生交了白卷。
“更有甚者，要考算术。”
“先生不是能打算盘的么？”
“算术，算术，不是算盘，洋玩艺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要写屙（阿，本地口音）拉伯洋码字。蚯蟮一样，弯弯扭扭，那哪是什么字呀！简直就是狗爬虫一样。没有笔划没有章法，王羲之再世也写不出那种字来。还有什么横式，竖式。加减乘除。听人家说，一横，上一点下一点就是除。除她娘的，三下五去二，把我除了。人家小后生上过几天完小的，拿着卷子像喝现茶一样，一根香工夫就交卷了。”
“柳先生，你做了多少呢？”
“我交了白卷罗。还叫什么先生先生的，先生的不如后养的哟。婊子关门——搞不成了。”柳先生终于放出了句脏话来。
我父亲深感稀奇，笑道：“睿之哥，你也会说脏话了？”
“脏？我腿上也要抹牛屎了，还怕脏。斯文扫地也！还讲个么斯文呀！”
柳睿之先生的私塾自动解散。自怨自怒，收了孔子牌位，故显考故祖考，如丧考妣地自我诅咒了一番。把书箱里的《四五》《五经》《唐诗》《宋词》《古文观止》全翻出来，整箱地倒进了灶堂，“留之何易，当引火柴去吧！”那些清朝石版刻印的线装古书，一本本当成了引火柴草。我们一群小孩发疯去抢，抢来做纸漂漂。那纸质真好，有的扯也扯不乱。先生家里人则屁股金贵了半年，用书揩屁股了。他倒是留下了几本闲书。《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聊斋志义》《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平南扫北》什么的。下雨天用来消遗。“让狐精鬼怪陪我度过漫漫长夜吧！”睿之伯伯中年丧妻，靠了教书，抚养着两女二男。他一边烧书，一边对祖宗发誓：再也不让儿孙读书识字了。说到做到，四个子女，没有一个迈进学堂半步，全成了文盲。五十年代初，他留下的那套《聊斋》成了村里人冬天烤火时的一大娱项目。寒冬雪夜，人们自动的抱来一些枯树蔸子，在他家堂屋里架起一堆火，围成一圈，听他讲《聊斋》。他一手拿著书，迎着火光，先念一段原文，原文是文，谁也听不懂，只有他懂。然后，他将文用俚语翻译出来，绘声绘色，伴之以动作，声并茂。听得人心惊胆颤。许多年后，表哥对我说，那是他最早的文学启蒙。惜，六十年代中期，“破四旧”时，他主动地将那些线装古版“闲书”也当引火柴烧了。要不，他七十多岁后用不着拾破烂换香烟，那几套干隆版本拿去当文物卖了，也够他抽上最好的香烟了。买最好的棺材睡了。甚至以盖一幢楼房。
睿之先生烧了书之后，背着犁，下田学耕地了。互助合作，人民公社，他成了专职耕手。他不善别的活，而且耕地也比别人少挣一分工。一直耕到死。他前半生读，后半生耕，真正的耕读一生。别人坐地扑磙上怕打瞌睡，唱戏文。他不会戏文，也不善唱。怕打瞌睡从扑磙上掉下来，就背古文。日春融融，田水如镜，倒映着蓝天白云，一头老牛，拖着一架木磙，老牛慢悠悠地走，溅起的泥水“咕咚咕咚”有节凑地响。睿之先生坐在磙上，怀抱一要根牛鞭，牛尾巴和牛鞭有节同幅摆动着。先生嗓音清亮，抑扬顿挫，把整篇的《醉翁亭记》、《归去来辞》背完。田埂上只有表哥一个专心的听众。他曾对我说，惜他不是画家，不能把这幅最具中华文化特色的画留下来传给后世。当年，乡下没有照相机，更不用说录相机。那只是他记忆里的一幅画。成人之后，表哥反复地跟我讲过那幅画，讲过睿之先生的私塾。当然，我也亲眼看到过这幅画。对于私塾学堂我只有模糊的记忆，经他多次的语复制，这些模糊的记忆随着知识的增强变得清晰起来。但我始终没有弄懂表哥为什么对那幅画不能忘怀的意义在哪里。也许他天生就比我聪明吧！也许这也是他要离开故乡，离开我们的意义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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