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割一开始，我们的生活就统统被打乱了。
我阿娘看到外面造反派、红卫兵冲冲杀杀，到处乱抄家，她说这是犯上作乱，要翻天了。阿娘身体本来就不好，加上这么一惊吓，便提早离开了人世。
本来，阿婆每月有生活费六十块。文割一来，香港的钱就断了。儿子是资本家，住淮海路培文公寓妇女商店楼上，没有逃脱抄家和扫地出门的命运，被迫将她生活费一下子减到了每月十块那时最低生活标准是每月八块。阿婆大手大脚惯了，再说房钱和水电费每月就要五块，这十块钱她怎么够用。我父母商量后，决定给阿婆的每月十五块钱照旧，算是给她的生活费。我则和阿哥、阿妹到食堂吃饭。从那以后，阿婆就开始为了生计而带孩子。
我工作后，阿婆就不再带孩子了。我父母就以我的名义每月给阿婆二十五元生活费。在阿婆眼里，就是我和海伦在养她老了。逢年过节，阿婆带过的孩子都会带上他们的礼物来看望阿婆，看到这些成长起来的孩子，她有说不出的欢喜，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
六六年暑假前，新学年的课本发下没几天，就统统被学校收了回去，说里面有封、资、修的东西。等新学年我们再拿到书的时候，发现一些课文被贴掉了。
文割初期，学校搞起了什么“停课闹革命”，因为上面说老师们在教室里放毒。放毒，放什么毒？我们怎么一个也没被毒倒。
那天周老师刚进教室，两个高年级学生就跟了进来，手臂上还缠着红袖章，一副趾高气扬，得意忘形的丑样。他们在黑板前神气活现地指手划脚，周老师还没来得及阻止他们，其中的一个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很大的字：“停课闹革命”，后面还有三个感叹号。那字很蹩脚差劲，我敢说，我的蟹爬字也比他的强。写好后，他拍了拍手上的粉笔灰，根本无视周老师的存在，扬长而去。周老师想在黑板上写什么，但又不敢擦去那几个革命的字，稍微迟疑了一下，默不作声地走出了教室。
教室里一下子热闹起来，“停课了！”也不知谁先叫了起来，接着一些人就跟着瞎起哄。一些同学跳上了登子，有的站在到桌子上，欢欣鼓舞，欢呼雀跃，上蹿下跳，手舞足蹈。他们终于不要读书了，开心啊，天亮了，解放了，改朝换代了。徐敏睁大了眼睛看着我：“我不会留级了，是吗？”我不知可否地点了点头。这时，我发现她的眼泪又要出来了。
书是不要读了，但学还是要上的，那是去干革命。升旗时，雄壮的国歌不奏了，用“东方红”代替，还要连放三段，要一动不动站那么长时间真要有点内功。我们每天到校就是听听广播、读读报纸，再就是背背“老三篇”为人民服务、和记念白求恩。那天发毛主席语录，当时称为请红宝书，学校里是锣鼓震天，可发到手里一看，那封面不是红的，是白皮简装本，大概工厂来不及印。过了几天，又发了个红套子，把宝书包起来。
我们除了读读那些东西外，就是写大字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是头等大事。我们不懂什么是修正主义、三家村，怎么批。不懂没关系，报纸广播里怎么批，我们就照葫芦画样。大字报不会写，可以抄啊。我们到淮海路，那里大字报铺天盖地。贴了揭，揭了再贴，墙壁是上是厚厚的一层。我们还到光明和比乐中学去抄，中学生的大字报对我们更有用些。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抄大字报，有的人字越写越好，大量的抄写，等于多练毛笔字比划，所以提高极快，后来堪称书法家。我抄的不比人家少，而字却越写越坏，怎么会如此结果呢？我至今没搞清楚为什么任务观点，攀比速度，胡乱应付？。
回到学校，我们就去领毛笔、墨汁和纸张。一篇篇超水平的大字报纷纷出笼。墙上帖满了，我们在教室里拉满绳子，大字报像衣服一样凉着，把教室打扮得玲琅满目，有点像现在的圣诞晚会的装饰。我们还比赛，看谁的大字报写的长，字写得大，反正那些东西现在随便领，以前领两支粉笔都费劲。那是一九六六年的冬天，上海碰上了特大寒流，冷得像黑龙江，但停课闹革命却被我们闹得是热火朝天。
也不知是谁的规定，少先队员都成了“红小兵”，人人一杆红樱枪，要保卫毛主席。学校也学起了部队编制，学校是团级，年级称连，班就是一个排。
那时中学生搞起了“大串联”，从韶山到井冈山，从延安到北京，有的还要走长征之路，乘车不买票，吃饭不付钱，睡觉全免费，游遍祖国大好河山。德明大哥六六年大串联到北京，八月十八号那天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我们小学生人小，不敢出远门。但我们不甘寂寞，就到公交车上去宣传毛东思想不知谁发明的：背几段毛主席语录，再唱几首语录歌，我吹吹笛子，吹得最多的是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有段时间，公园门前排队候车的小学生比乘客还多。说白了，就是乘车不买票好玩。
从那时起，我们假宣传毛东思想之名，免费乘遍上海几条主要公共交通线，有时也走走路，也算串联大上海。北面四十六路到汶水路，南面五十六路到苗圃。延安东路外滩乘五十五路汽车到五角场，在浦东陆家嘴上八十一和八十二路，沿江一南一北。在静安寺跳上六十二路一直可以乘到普陀区边边上。沪上七十一路很有名，它东起延安东路外滩，往西一直到长宁区天山新村所谓的两万户，听说过古北路即是上海县地界。
那时苏州河的桥和黄浦江的渡口基本上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苏州河外白渡桥到江宁路桥，浦江摆渡从延陆线延安东路、陆家嘴路到周家渡江边码头，十八路电车到底，饱览了上海的山山高楼大厦水水，大家玩得很尽兴，反正停课闹革命，大家不读书，时间不要钱。可恨的是，当时郊区长途汽车不让宣传队上车，真是反动透顶。我们也就失去了免费郊游的机会。
文割初期，我们除了天天外出看游行，集会，辩论，有时还有小武斗，我们基本上每天上海一日游。我记得玩得最多的是老城隍庙、公园和外滩，游外滩不要钱，但老城隍庙豫园门票太贵，每天一角如何负担得起。我们就动脑筋，想办法。
那时大家的精力都放在抓革命上，游豫园的人不多，九曲桥上也就几个外地红卫兵在晃悠。豫园正门有人把守收门票，有点麻烦。我们便转到边门只出不进，那看门的整天无所事事经常打瞌睡，我们正好趁机。边门的围墙很有特色，几条长龙静静地卧在墙头上，墙的一头昂着龙头，另一头摆着龙尾。外地红卫兵说龙是“四旧”，便把龙头砸烂了，因为他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围墙很矮，也就一人多高，加上我们几个都是好身手，翻墙如履平地，每次都轻易得手，省下一大笔旅游费。德明便出新花样，他要堂堂正正地走进去。我们趁看门的一闭眼，便一闪而入。
那时上海几乎每天都有大集会、大游行，有的单位批斗好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也要游街示众。反正每天都有新鲜的，我们就在这样的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
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一次反美示威大游行，它的规模不仅仅限于中国大地，全世界革命人民几乎都动了起来大概受了中国革命的影响，包括帝修反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又称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国家的革命人民。一九六八年四月，美国反种族歧视、争取黑人人权的黑人精神领袖马丁路德金被种族主义者杀害了，引发了全美反种族示威大游行。
为了支持美国黑人的革命行动，党中央一声令下，全国便掀起反美浪潮，举行示威大游行，声援美国黑人，要把革命红旗插遍亚非拉，与帝修反决一死战，因为中国人民要把世界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我们几个早早就到淮海路等候，那个游行队伍声势浩大啊，把国庆大游行都比了下去，因为人人都可加入。如你想跟着游行队伍一起散散步，很方便，只要你插到队伍中，就是其中一分子了。领队的就会给你一面标语旗，你所要做的就是跟着喊喊口号，挥挥标语旗。
最有意思的是一辆大彩车，满载着五颜六色的各国革命人民缓缓向前。车上五个革命人民五种颜色，每人手里拽着一根绞索。套着绞索的是五个帝修反分子全化妆成白人，高鼻梁，黄头发。他们有的左顾右盼，想看看观众里有没有认识的人；有的嬉皮笑脸，两只大拇指插进裤袋，有点像荡南京路淮海路的阿飞；有的垂头丧气，大概绞索太紧了点，也许是走累了。那五根绞索一紧一松，看上去像那五个苦命的家伙拉着抛锚的大彩车在往前走。
热闹、好看，实在是太热闹、太好看了。革命群众的想像力十分丰富，这大大地增强了示威游行的娱乐性和可观性，让我们大饱了眼福。这也正好填补了初期文娱生活的空白，那时只有几个革命样板戏，而且还没凑满八个。
德明说那些人太天真了，要是帝修反那么好对付，就没有必要大游行，直接打过去就是了，反正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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