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德明告诉我们，他大哥、二哥学校的学生都打过校长和老师。我们三个立刻警告他，不许他胡来，我们知道他的心思。虽然那时批判师道尊严甚嚣尘上，但书上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打老师就像打自己的父母，你怎么下得了手。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因为小时候三国等古代小人书看多了，尊敬师长已根深蒂固。
最乱的时候我们学校也斗老师。不过斗归斗，从来没有对老师动过手，那全靠王校长治校有方。那天两个老师站到了台上，王校长首当其冲，另一个是后来教我们英语的陆老师。
以前我们不知道她是教什么的，大字报揭露她里通外国。原来她是外国语学院的毕业生，还是什么校花，洋气十足。毕业时不肯去外地，赖在上海吃闲饭资产家庭。她人白得像白雪公主，长得漂亮不说，个子比一般的男人高半个头，她还嫌不够高，再加一双高跟鞋，穿得是花枝招展，整天在学校里走猫步。现在那些时装模特儿都是经过加工和化了妆的，比起我们那时先天美的陆老师真是差得太远了，她生不逢时啊。
王校长和陆老师都低着头认罪呢。批斗会开到时，几个高年级的捣蛋鬼冲到台上，想揍几下陆老师，趁机楷楷她的油调戏她。只见王校长眼皮微微抬起，那几只刚刚伸出的拳头就像触了电似地缩了回去，他们从心底里惧怕王校长的目光。王校长那神奇而严厉的目光给了我们难以磨灭的印象。
这样折腾了一年有余，上面来了个精神，要“复课闹革命”了，就是要我们一边读书，一边闹革命。
又要上课了，可闹了那么一阵子，有几个人还想好好读书呢？读书苦啊。课是复了，文化课的份量却大大地减轻了，作业也少多了，再也不敢提什么课堂纪律，那是“智育第一”，压制革命学生。
那些不想读书的家伙都抢着坐最后一排，那里讲废话，玩东西，看小人书老师根本不管。还想读读书的同学都坐在到了前排，林媛更是一马当先，从最后一排坐到了第一排。在她的影响下，海伦和丽华都坐到了第一排，我和大铭也被拉了进去。
还有一点我不明白，就是复课后不久，学校里开设了英语课以前只有中学才教外语。外语不是资本主义那一套吗？为什么要在最革命的时候学呢？这是不是革命的需要？果然，马克思说过这样一句话：外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
不知什么原因，大家对外语课都比较感兴趣，大概觉得它好玩。再就是陆老师人长得漂亮，她在讲台上一站，很吸引人的。当然，在班里要数我对英语最有热情。这要归功于我哥装的带有短波的半导体，我收到了北京电台的英语广播，还有就是北朝鲜的英语广播，里面女人的英语讲得非常动听。
后来，从小黄家的那架四波段半导体中，我们收到了的“英语九百句”和bbc的英语课程。这样，我学英语的热情更大了。
在那个年代里，全校要数我们班读书最卖力。是周老师有办法，连骗带哄，想尽办法让我们多读书，她说知识总是有用的。那个时候，说这种话是要有点魄力的，现在才知道那全是金玉良言。在培养我们读书热情上，老师们是冒了很大风险，下了很大功夫，可谓是呕心沥血。但总的来说，我们读书的劲头大不如前。
就这样，大家希里糊涂混到了小学毕业。我们原来小学的同班同学都进了同一个中学，不久又编回到了同一个班。我们读中学的时候，正好碰上七一年和七二年所谓的“回潮”时期，就是学校开始抓教育质量了。林彪事件发生后，运动好像缓了下来。各行各业“复辟”有所抬头。特别是七二年复出，大力整顿教育系统。后来，这被称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
在中学，我们又碰到了最好的老师，我们班在全年级中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我记得班主任丁老师变着法子让我们多读书，他说今后就是工农兵选送上大学也要文化考核。那时学数学，班里不少同学都自己先预习，有的同学还能背平方表，我还专门去向教数学的张老师和朱老师请教后几章节的问题。这在今天看来跟本算不了什么，但在那时，这样做确实是要有一种动力的，德明却认为我用功是为了逃避上山下乡，拿成绩当敲门砖，为今后上大学搭桥铺路。
七二年初，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恢复业余英语广播讲座。一时间，上海掀起了学外语的热潮，我被卷了进去。广播英语第一册发行之日，我第二节下课后我们学校在淮海路思南路便溜到淮海路的新华书店。那里的店员告诉我，开门不到一小时，几千本便告售罄。中午放学后，我连午饭都顾不上吃下午只能缺课，即逃课，沿淮海路西行，一直走到交通大学的新华书店，仍旧一无所获。店员告诉我，要买到这种书，东北方向的可能性大一点，他认为那里想学外语的人可能少一些。
我乘车回到了淮海路西藏路。南京路、南京东路新华书店，我一家一家问。我又沿着四川路北上，一直走到外国语学院的书店，又是白跑。有个老店员见我走累了，便让我坐下歇歇脚，还给了我水喝。我告诉他今天我跑了一天的路，腿都跑断了，但还是不能如愿。他劝我别跑了，因为虹口和杨浦区的书店都到这里来调书了，好在印刷厂已在开夜班加印，过几天再来看看。闲聊中，他得知我在自学外语，便随手拿出一本书，让我念念看。一听我的发音，他问我是跟谁学的，原来他也是个英语教师，某种原因被贬到这里来卖书，看他的年龄应该是个教授。我告诉他我在跟国外的电台学。见我如此决心，他立刻打电话找熟人，最后给我联系到了上海西北角的上海机械学院，他朋友有本多余的。从军工路机械学院回到家已经六点多了。
从那时开始，我就一直跟电台学英语。台里都是一些优秀的老师，其中就有我后来就读的上海师范学院的甘仪凤等老师。我读完了初级班和中级班的课程，有了相当的英语基础之后，我开始寻觅更深的教材。我在学校教室下面的上海旧书店淮海路、思南路买到了整套的许国章英语和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英语教程，这在当时应该是大学课程了。
后来，学校老师告诉我，据他们所知，那时的学生中有两人在自学大学课程，一个是我，自学英语。另一个是林媛，自学微积分和其它大学课程。
那时虽有的干扰，我们前途迷茫，但大多数同学学习认真，因为我们坚信知识就是力量。我们学生还勇敢地走上讲台，交流自己学习方法和体会。小芬同学给大家讲了“工基”中的磁力切割原理，我也羞羞答答到其它班级散播自己所谓的英语学习巧门。记得一次“农基”农业基础知识。其间中学课本，覆盖生物、动物和植物学考试，老师要求同学自己培养“九二零”赤霉菌一种植物生长激素，碰巧实验室的恒温箱坏了，大家就土法上马，把试管放在腋窝下保温，硬是培养出了菌种。一道“工基”题考试要求讲出高炭钢和低炭钢的区别，一个同学别出心裁地将低炭钢比作为条头糕，而把高炭钢形容为脆麻花。当时我不明白他这么比喻的动机是什么，有什么高明之处，以为充其量也就是张冠李戴，牵强附会，生搬硬套。十年以后，我在大学教一篇英语课文时才恍然大悟。它讲的是一个外国的中学生，他举出许多例子，阐述了种种用气压仪测量教学楼高度的方法，偏偏不用老师教的标准答案，相当幽默。
虽然那时我们并没学到更多的文化课知识和现在比，但我们积极走出校门，广泛接触社会，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学校组织开门办学，参加社会实践，文化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在中学，我们既学工又学农还学军，毕业前夕我们参加了学商活动，去站柜台。
在上海搪瓷三厂和川沙县花木公社花木大队，我们老老实实地向工人和农民学习，认认真真地接受他们的再教育。在兵营，我们接受简单的军事训练，培养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学商中，我们面向社会，了解社会。亲身的经历，深刻的体会，使我们受益非浅，学到了许多课堂里根本学不到的东西，为我们今后走出校门踏上社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七三年姬鹏飞外长出访英国、法国、伊朗和巴基斯坦。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将其制成新闻记录片：姬鹏飞外长访问欧亚四国，在全国放映，其热门程度远远超过当时罗马尼亚进口电影多瑙河之波，票子相当紧张。我和德明在红旗新闻电影院门口从吃中饭一直站到吃夜饭像讨饭一样等退票五分一张，原价，那时没有黄牛。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开场前五分钟，等到了两张票子。只记得进入红旗电影院，要经过一条很长的走廊才到达放映厅。
这是后，也可以说是解放后第一次让老百姓直观地了解西方社会。英国和法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多少知道一点，上海就曾被赞誉为东方的巴黎。但伊朗和巴基斯坦原本是贫穷国家，就这么短短的几年，他们的城市就建设得如此的美丽和现代化和当时的大上海比，真是触目惊心，让观众目瞪口呆，我们确实是大大的落后了。这影片给我触动很大，印象很深，有了一种冲动，萌发了以后一定要出去看一看的念头。
临近毕业，我们这一届迎来了征兵。那时的口号是：一人参军，全家光荣。上前线打仗不好说，但复员后回上海分个好工作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可以逃避上山下乡。所以大家兴奋得几天几夜睡不着觉，纷纷表决心，献忠心，决心书铺天盖地，革命口号喊得震天响。我和德明更是亢奋，饭吃不下，觉睡不着，热血沸腾，磨拳擦掌，尽忠报国的机会终于来了，就差一点咬手指写血书了。
但无情的现实给了我们当头一棒，粉碎了我们强烈美好的愿望，我一头栽倒在体检第一关眼睛有点近视。德明虽然过关斩将，但全班一个名额怎么轮得到他。丽华说他文化关没过，德明不服气，说凭他肚子里这点墨水，到部队里当个团参谋、文化干事绰绰有余事实就是如此，当时上海兵的文化程度最高。最后，福民戴上了大红花，把大家羡慕得要命，而他也激动得半死他是硬挡插队。福民根正苗红觉悟高，身体又棒，深得老师喜爱。
中学毕业时，按我的条件，我被分到了崇明农场。一开始，谁去农村插队，学校还上门敲敲锣鼓家生什，在门上贴一张大红喜报。可那不是什么喜事啊，在北火车站，每天都有哭得死去活来的人。所以到我们分配时，锣鼓不敲了，红喜报自己带回去，贴不贴随你的便。发下来的这张红喜报我就一直珍藏着。
阿婆知道后，就到学校去吵，说她是孤老太一个，她从小把我带大，相依为命，将来要靠我生活。
这样，我被留在了上海。分配在一所半工半读技校读书，学做女式服装。毕业后分在徐家汇一家大型百货公司上班。
七八年夏天暴雨成灾，晒台上积水，阿婆不小心滑倒中风了。她在床上躺了三个多月，这期间主要是吴妈张妈搬走了和弄堂里的阿姨大妈轮流照料，给阿婆烧早饭和中饭，擦洗。晚饭则由我负责。海伦还来信督促我要照顾好阿婆。
不知哪一天，阿婆竟拄着老爹留下的拐杖，慢慢能起床走动了。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只见阿婆一个人坐在后门等我下班。从那以后阿婆就这样天天晚上等我回家，我不回家她就不吃饭。听老人说阿婆有点老糊涂了。这样过了没多久，阿婆又从楼梯上摔下，当场就不醒人事，被人送到了医院抢救。等我赶到医院，阿婆已说不出话了。见了我就不停地张嘴，我知道她是呼唤海伦和我，她舍不得抛下我们啊。阿婆当晚就离开我们了，海伦和我再也看不到再也听不到她亲切和蔼的音容笑貌了。自从我妈在医院生了我之后，这二十二年我一直和阿婆住一起，我早已把她当作自己的亲外婆了。我心痛啊。
工作后不久，我在徐汇四中考试并取得了所谓的高中补发文凭。两年后，我参加了全国高考，报考英语专业。当年就进入了上海师范学院外语系，成了班里年纪最大的一个学生。
大学毕业，我分到了一所上海大学的外语系任教。系领导十分重视培养我们年轻教师，送我到复旦旁听，并先后两次外出脱产进修，使自己的业务水平不断地提高，八九年我晋升为讲师。
九三年我成了家，不久就有了儿子。九七年，为了实现自己的宿愿，举家技术移民英语国家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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